【民办校片区学习中心组】《材料十》
教师如何幸福生活
（熊华军----西北师范大学）
【摘要】
教师的幸福是身心合一的幸福，既能被知觉到，也能被感觉到，是充满活力的身体和充满激情的内心的统一体。教师的幸福由智慧的生存所规定，因为它指明了生命和生活的本质。
教师的幸福与教师存在的三个维度——自然的生命、社会的生活、智慧的生存——相关，并具体显现为阳光的生活和智慧的生存。
怒放的生命
教师首先是一自然生命的存在。生命能否怒放决定了教师幸福的指数。怒放的生命有两个指标：一是身体充满活力，二是内心有无穷的斗志：身体充满活力，教师能播种教育的幸福、守护教育的幸福、收获教育的幸福；内心有无穷的斗志，教师能超越过去的羁绊、当下的困惑、未来的迷茫，尽情地享受教育带来的幸福。
教育是一项无限的事业，而教师的生命很有限。于是，相对永恒的教育事业来说，教师个体的工作微不足道。不过，教育事业之所以是永恒的，是依赖一代又一代教师的激情。在无限教育事业与有限生命存在的抗争中，教师获得了内心的幸福。
在此，教师的幸福是去接受这个职业，而且从心眼里爱这个职业。在接受和爱中，教师的生命在绵延、在扩展——与孩子的生命茁壮成长相关。
所以说，教师的幸福是身心合一的幸福，既能被知觉到，也能被感觉到，是充满活力的身体和充满激情的内心的统一体。
阳光的生活
一个教师的生活是社会关系的总和：师生关系、同事之间关系、领导关系、家长关系。
师生关系和谐是教师幸福的出发点。如何处理好师生关系没有一套规章制度可循，全凭教师的智慧。因为学生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，是一个有差异的存在，是一个“是其所不是、不是其所是”的生成者。教师是幸福的，在于工作充满了无穷的新鲜感，在于工作富有无穷的挑战性。
同事关系和谐是教师幸福的关键点。研究表明，教学即学术：第一，教师面向一个个具体学生开展的教学，本身就具有学术性；第二，教学的最终目的要促进学生的学习，为了促进学生的学习，教师需要开展教学研究。不难发现，教学学术离不开集体和团队的合作，合作指向教师幸福的出发点——促进学生的学习。
领导关系和谐是教师幸福的生长点。与领导关系和谐了，一方面说明教师的工作促进了学校的发展，领导认可了教师的所作所为；另一方面，学校这个大平台也会为教师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。可见，教师的幸福是教师与学校相互促进的幸福。
家长关系和谐是教师幸福的加速点。教育是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统一体：教学目标要得到家长支持，教学方式要得到家长肯定，教学管理要得到家长落实，教学成绩要得到家长承认，教学活动要得到家长参与……教师与家长携手，定能为学生创造更好的学习环境。
保持了上述关系和谐，教师的生活就像沐浴在阳光下，是很幸福很惬意的。
智慧的生存
智慧的生存指教师要不断地与自己的生命与生活相区分，不断地彰显一种真正地属于教师的生命，过一种真正地属于教师的生活。于是，教师的幸福由智慧的生存所规定，因为它指明了生命和生活的本质：没有智慧的深刻把握，生命会变得刻板，生活会变得琐碎，幸福也会退隐不现。生存的智慧包括如下几个方面：
价值引领。教育是有价值的，它的价值在于为了孩子的好。什么是对孩子的好？如何做才是对孩子的好？如何让孩子感知到对他的好？这是教师每天必须反思的内容。教书之所以能育人，在于教书是为了孩子好，为了孩子好是目的。为了孩子好是教育的智慧，它规定了教育的方方面面，也是教师感到幸福的源泉。
职业认同。幸福的教师对自己的职业有强烈的认同感，认为这个职业是自己的生命之源、生活之本。因为认同，教师身不由己地凭自己的良心守护着三尺讲坛。因为认同，教师对孩子的一点点进步看在眼里喜在心里。因为认同，教师把这个职业的所有酸甜苦辣看作是甜的、美好的。
专业发展。教师是在自己的专业发展中获得幸福的，可见，教师幸福是行动的幸福，是在做之中获得的幸福。教师专业发展包括教育学理论知识的进一步消化吸收、教学管理实践知识的进一步反思、学科知识的进一步完善、团队合作能力的进一步提高、行动研究能力进一步创新，面向具体的孩子给予教育爱的进一步教改实验。
情绪高亢。教师的情绪与他是否幸福相关，研究表明，身心健康与人的情绪息息相关。快乐和微笑不是吸引学生的主要特征，但愁眉和苦脸是排斥学生的主要特征。乐观和积极向上的教师更能获得同事和领导的承认。开朗平和的教师更能体会到教育所带来的幸福。
正因为智慧的生存富有诗意，所以教师是幸福的。
（稿件来源：《 光明日报 》 2012年02月22日）
幸福为何会成为公共舆论话题
（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-----张涛甫）
近年来，公共舆论对幸福话题的关注明显多起来，俨然成为一个热门社会话题。这是社会逻辑使然，还是媒体逻辑使然？这是社会外部性原因造成的？抑或是媒体自己的兴趣所致？
幸福感受挫的社会之因
“幸福感不仅仅意味着物质上的满足，不单单是一种唯“物”的体验”
幸福是一个主观概念，它与人的切己感受相关联。置身于同样的情境，不同的人幸福感可能就不一样。但社会语境作为影响个人幸福感受的外因条件，它对人们的幸福感会构成巨大的规约，也就是说，人的幸福体验是受到社会环境的制约的。上个世纪80年代流行过一首歌，叫《幸福在哪里》，其中的几句歌词是这样的：“幸福在哪里，朋友啊告诉你，它不在柳荫下，也不在温室里，它在辛勤的工作中，它在艰苦的劳动里。”流行歌曲是社会情绪和社会心理的温度计，它能对社会心态和情绪作出及时测量。从这首歌的歌词和旋律中不难感受到，那时人们对幸福的理解相对单纯，洋溢着童话般的理想主义，远没有如今这么复杂、沉重。
近年来，幸福成为公共舆论的热门话题，这与当下人们对幸福预期的受挫不无关系。当下社会，检测幸福感有两种典型样本：一是电视剧；二是网络舆论。在现今热播的电视剧中有不少以幸福为话题的，诸如《幸福》、《幸福来敲门》、《幸福在路上》等。这些以幸福命名的电视剧之所以为千千万万的家庭所关注，一个重要原因，即时下幸福已成为一个让多数人牵挂的人生问题。虽然说，电视剧演绎的只是一些虚构故事，不能当真，但它们并不全是瞎编乱造。许多电视剧之所以受到追捧，是因其背后寄托了现实情绪和关切，比如《蜗居》，该剧反映了都市人生活的不能承受之重。电视剧聚焦幸福话题，这说明幸福已经成为一种社会焦虑。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网络情绪的“非理性繁荣”。网络舆论的情绪极端化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民意的不满加剧，人们的反社会情绪在升级，社会愤恨在蔓延，这些会稀释社会发展的正当性。
按常理说，我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发展，迅速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，人们的生活水平快速提升，大多数中国人已告别了物质贫困，人们的幸福感受应该是正面的、良性的，至少不应像今天这样糟糕才是。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一边吃肉，一边骂娘？看来，幸福感不仅仅意味着物质上的满足，不单单是一种唯“物”的体验。幸福作为一个主观的指标，它是一个变量，不是一个常量。著名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提出一个幸福方程式：效用/欲望=幸福指数。欲望是一种缺乏的感觉与求得满足的愿望，效用是从消费物品中所得到的满足程度。“分母”是欲望，而“分子”是满足欲望的现实条件。问题是，欲望是弹性的，甚至说是不断膨胀的。人的欲望存在一种塔式的结构，欲望会有次第升级、不断膨胀的趋向，而作为“分子”的效用相对而言，是刚性的，它会限制欲望的餍足，制约幸福预期的实现。
当下中国，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，处于改革的深水区。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，社会差异迅速拉大，人们的欲望空间大大拓展了。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物质欲望，但物质欲望是有弹性的，它会在满足中膨胀，经济发展不能满足人们日益膨胀的物欲。经济发展这只乌龟是跑不过那只欲望的兔子的。因此，对于多数人而言，欲望受挫的结果是必然的。而且，随着社会差距的加剧，社会不公问题日渐凸显，人们的相对被剥夺感就会滋生蔓延，发酵成为社会不满情绪，日积月累，必然会影响人们的幸福感知。
媒体对“幸福”的议程设置
“媒体作为社会的皮肤，能迅速感知到社会环境的变化，敏感地对周遭的冷暖作出反应”
媒体作为社会的皮肤，能迅速感知到社会环境的变化，敏感地对周遭的冷暖作出反应。除了监测大的社会变动，媒体还能感知社会情绪的波动。而媒体对社会环境和社会情绪的反应，不是简单的镜子式的反映，它是以媒体自身的方式加以反映的。媒体会选择性地将某些现象或问题设置成为媒介话题。媒体就像探照灯，照亮了一些问题，也遮蔽了很多的问题，而那些不被关注的问题，即处在媒体视野的盲区。由于受制于直接经验的约束，一个人不能事必躬亲，不能凭借可信的直接经验感知世界，只能把他的耳目托付给媒体，即借助媒体的耳目去感知世界。这样，媒体会给人们勾画出一幅周遭世界变化的认知地图。在媒体决定公众的世界认知的情况下，公众只会关注被媒体关注的问题，至于媒体忽视的问题，也就容易被公众所忽视。媒体通过议程设置来凸显它对问题的关注。当某个话题被媒体作为热点问题加以关注的时候，就会引致公众的集体“围观”，甚至放大问题的严重性。
近年来“幸福”演变成为大众媒体的热点话题，从媒体逻辑来看，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：
一是媒体的社会功能强化。30多年的改革把媒体从原先单一的“国家”结构中解放出来，释放了媒体多元化的媒介功能，使媒体成为连接国家与社会的中介，强化了媒体的社会功能。当社会诉求有表达的冲动，大众媒体会作出反应，把这些诉求表达出来。随着媒体市场化改革的推进，媒体对影响力的重视空前加强了，而媒体的影响力是与市场占有率紧密地连接在一起的。这背后有市场机制发挥杠杆作用。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，媒体就会关注社会诉求，追逐社会关切，把社会问题定义成为媒介话题。当下中国陷入转型陷阱，公众的幸福感受下挫，这时候媒体就会作出反应，把公众的低落情绪表达出来，使之成为媒体的重要议题凸显出来。社会俗气与媒介机制的互动，就会释放出可观的舆论效果。在我看来，社会不满情绪是公共舆论话题的“底料”，而媒体的议程设置则是提供一些添加剂和催化剂，增强了问题的强度和浓度，最终，使某种议题成为万众瞩目的舆论热点。
二是社会化媒介的大面积普及。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，打破了媒体的国家或组织垄断，使媒体能走进寻常百姓家，成为弥散在社会各个角落的社会神经，使人人皆有可能成为媒体的表达者。在互联网上，个人的意见和情绪能得到较充分的释放。当某些个人化、局部性的情绪升温发酵，淤积成一种社会情绪，成为一种易燃物，就容易引爆舆论事件。近年来，相对剥夺感在社会上传染开去，引发了大面积的社会不满，影响了人们的幸福感觉。更为重要的是，高度发达的媒介使得人们对信息的获取更加便捷及时了，打破了个人感知的小天地。假如没有触手可及的媒介，人们可能就难以知道自己小圈子之外的人生活得怎么样。也许，本来我们自己感觉过得还算得上幸福，但在网上转一圈，失落感就冒出来。幸福感是相对而言的，与高指标的他人一比，就会产生失落感。高度发达的媒介帮助我们拓展了交往范围，让我们知道幸福之外，还有更大、更多的幸福，但可望而不可及。可比的对象多了，自然就影响到个人的幸福感受。
三是媒介议程与政治议程、公众议程之间的互动更加频繁。幸福不仅是社会话题以及媒体话题，它更是政治话题。近年来，幸福成为热门的话题，还有一大原因就是，幸福已成为少数最重要的政治话题之一。在近年的“两会”上，政治精英热议的话题几乎都是与幸福有关的。政治领导人更是把幸福作为政治议题的重中之重，比如，温家宝总理在2010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中就强调，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，更有尊严。幸福进入政治议程不仅是一种积极的政治态度，更是一种自觉政治行为。政府会通过一系列的政治过程，将政治议题转化成为政治行为，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效果。在我看来，近年来幸福作为一个热门话题得到广泛传播、讨论，是与政治上对幸福问题的重视分不开的。假如没有政治议程的领跑，只有媒介议程与公众议程的“二人转”表演，这种幸福话题的表演也是不可持续的。只有当幸福成为政治议程、媒体议程、公众议程的“共识”，才能产生良好的共振效果。
（稿件来源：《中国教育报》2012-03-23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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